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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獲取與付費墻的拉鋸之戰：誰來為傳播知識買單？         一場因“開放獲取”引發的“學術戰爭”已經爆發。         過去兩年，由700家德國學術機構組成的 Project DEAL、瑞典、挪威以及美國著名的加州大學，先后向國際學術出版商存續了上百年的付費訂閱模式發起沖擊。         “開放獲取”（Open Access，以下簡稱OA，又譯作開放存取），意味著研究文獻免費為公眾在線提供且不受限制。這一概念最早在2001年12月布達佩斯舉行的開放存取倡議組織會議上被提了出來。如今，開放獲取論文已經超過全球出版總量的20%，學術界、圖書館機構和科技出版巨頭都卷入其中，OA儼然已經成為數字時代學術交流和討論的核心議題。人們隱約看見，全球學術出版或將因此迎來深刻變化。倡導者們雄心勃勃，希望這場變革性運動盡快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大多數學術期刊從付費訂閱模式轉換為開放獲取模式。 然而，整個學術出版界涉及學術出版刊物3萬余種，產業規模超過250億美元。開放獲取直接沖擊到現有的學術出版的商業模式。從學術界到科技出版巨頭，再到圖書館機構，在開放獲取的實踐模式上并未達成共識，不同的訴求、巨大的分歧，開放獲取的未來將會如何？         訂閱期刊所需支付的費用越來越多，這是學術機構和圖書館對出版商不滿的焦點。上世紀90年代起，抵制運動此起彼伏。最早發起的是學者，逐漸演變為資助機構、大學和圖書館組成的聯盟。一方面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讓更多人有可能通過互聯網接觸到學術成果，另一方面學術期刊的收費水漲船高，圖書館有限的預算卻無力跟上學術期刊發展的步伐。這一矛盾直到今天也并未得到根本解決。根據第三方分析機構 Simba Information 出版的《全球科技出版報告：2019-2023》報告，出版商和圖書館之間的巨大沖突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圖書館的預算并沒有跟上期刊數量和價格的增長幅度。而且這種情況并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在全球研究經費支出增長3%，論文出版數量增長5%的情況下，圖書館采購經費也要增加，這樣才得以支撐出版商收入增長2%。 2001年12月的會議之后，布達佩斯開放獲取倡議組織發布《布達佩斯宣言》（后稱布達佩斯開放存取倡議），呼吁對所有新的同行評審研究實行開放獲取，并推廣到所有學科和國家。開放獲取的全球運動由此開始。 2003年6月，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發布《貝塞斯達開放存取出版宣言》，討論在生物醫學研究領域盡快實現開放獲取的策略，并定義了開放獲取的兩個條件：免費獲取和在線存取。同年10月22日，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的科研機構在德國柏林聯合簽署《關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資源的開放使用的柏林宣言》（簡稱為《柏林宣言》），表示將促進遵照開放存取的方式利用互聯網傳播知識。這兩個聲明，極大地推動了開放獲取運動的發展。 2006年，大型開放獲取期刊 PLoS One 問世，同一時期傳統出版商也紛紛推出開放獲取期刊。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簡稱NIH）則通過推動《綜合撥款法案》出臺，使得NIH開放訪問政策自2009年3月19日起永久生效，該政策要求受NIH資助的研究人員發表文章后的12個月內向國家醫學圖書館（簡稱PMC）提供發表的文章，并保證可公開訪問。彼時NIH資助的研究每年發表文章8萬多篇，涉及科研經費230億美元。

        2012年，16歲的美國高二學生杰克·安德拉卡使用PMC免費獲得在線的學術論文，創造了突破性的胰腺癌診斷技術，其價格是當時已有技術的2萬分之一，而且快168倍，靈敏度高400倍。杰克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期刊文章的收費墻，是阻止其他人取得類似突破成果的主要障礙。盡管杰克的技術備受爭議，但這成為開放獲取運動成果的一次完美示范。NIH院長弗朗西斯·科林斯在和杰克的一次對談中披露，PMC上線3年，每年約有9萬篇文章上線，平均每天有83萬人次點擊，約160萬篇文章被下載。 除了NIH以外，越來越多的資助機構要求受資助者進行OA發布，包括蓋茨基金會、歐盟委員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惠康基金會，這個名單正變得越來越長。幾乎在同一時期，民間的開放獲取運動也以非常激進的方式進入公眾視線。         2011年，早期RSS以及Reddit的創建者，被稱為“科技奇才”、“互聯網激進主義者”的亞倫·斯沃茨，編寫了一種腳本程序，從麻省理工學院的訂閱學術期刊數據庫JSTOR倒騰出了480萬篇論文。他很快被MIT的警察逮捕，交了10萬美元后獲得保釋，但檢方的指控使他面臨最高35年監禁以及100萬美元罰款的懲罰。亞倫拒不認罪。2013年，在聯邦法院即將審判的前一個月，亞倫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一間公寓里上吊自殺，年僅26歲。         同樣發生在2011年，提供盜版論文訪問權的網站Sci-Hub上線。哈薩克斯坦研究生亞歷珊卓·艾爾巴金因為查閱研究論文成本過高（每篇論文在期刊訂閱的付費墻機制下通常需要花費30美元），決定成立Sci-Hub。2015年和2018年，Sci-Hub先后被愛思唯爾和施普林格·自然起訴，被美國法院判處罰金1500萬美元（因其注冊地在美國司法管轄之外的俄羅斯，至今并未執行），以及在一些國家被關閉主站或禁用域名。 學術界一直好奇Sci-Hub到底收納了多少研究文獻。直到2017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生物數據科學家丹尼爾·希米爾斯坦研究了Sci-Hub，發現網站上共有8160萬篇論文，這相當于所有學術論文的69%，基本能滿足研究者大部分的論文需求（剩下的31%是研究者不想獲取的論文）。而知名的出版商如愛思唯爾超過97%的文獻庫，都能在Sci-Hub上找到。         在接受《科學》雜志采訪時，丹尼爾·希米爾斯坦說：這將是訂閱模式學術出版完結的開始。訂閱模式逐漸走向結束以及開放獲取變得越來越有必要，這是不可避免的。進行這項研究的一個動力，希米爾斯坦稱，就是希望能更快地將這種可能出現的結果變為現實。 面對出版商的訴訟，艾爾巴金不為所動。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她曾表示，在現有的學術交流模式改變之前，她會繼續向有需求的人分發期刊論文。采訪中她引述《聯合國憲章》為自己辯護道，“每個人都有對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自由分享的權利。” “ Sci-Hub顯然是非法的，”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的結構生物學家斯蒂芬·庫里在一次接受《自然新聞》采訪時說。“但是，它在學術界內外都非常受歡迎，這是許多人對學術出版現狀感到沮喪的寫照。”         面對出版商的訴訟，艾爾巴金不為所動。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她曾表示，在現有的學術交流模式改變之前，她會繼續向有需求的人分發期刊論文。采訪中她引述《聯合國憲章》為自己辯護道，“每個人都有對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自由分享的權利。” “ Sci-Hub顯然是非法的，”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的結構生物學家斯蒂芬·庫里在一次接受《自然新聞》采訪時說。“但是，它在學術界內外都非常受歡迎，這是許多人對學術出版現狀感到沮喪的寫照。”         “為了公共利益”，是開放獲取運動發展的深刻的歷史動力。         亞倫·斯沃茨是開放獲取運動的長期支持者。2008年，他在《游擊隊開放獲取宣言》中寫道：世界上整個的科學和文化遺產…愈來愈多地被數家私營公司數字化并據為己有。……開放獲取運動就是為了阻止科學家們放棄他們的版權，并說服他們將研究成果公布在互聯網上，任何人都可以獲取到這些知識。 亞倫自殺后，美國圖書館協會在2013年追授他詹姆斯·麥迪遜信息自由獎。美國眾議員佐伊·洛夫格倫推動修訂了《計算機欺詐和濫用法》（也稱《亞倫法案》），以防止“亞倫的悲劇發生在其他互聯網用戶身上”。 同時，這位眾議員還提出《公平獲得科學技術研究法案》，要求納稅人資助的研究早日公開發布。參與推動此法案的參議員羅恩·懷登（美國俄勒岡州）呼吁：“納稅人資助的研究永遠不應被隱藏在付費墻后面”。 該法案最初提出后不久，美國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要求，所有聯邦機構每年研發花費超過1億美元的項目應在半年內加快開放獲取的速度。 實際上，無論是開放獲取的倡導者，還是國際學術出版商，都聲稱自己是科學價值的捍衛者，但各自的表述卻大相徑庭。 從出版商的角度出發，付費機制能夠更好地捍衛科學文獻的價值。在與艾爾巴金打官司時，愛思唯爾向法院訴稱，設立付費可以保護全球科研生態系統，增加論文的價值，促進同行評審，確保發表的論文達到嚴格的水準。但艾爾巴金打破了這個體系，并且可能使其永遠無法恢復。         “在科學的舞臺上，科學家是主角，出版商永遠是配角。”不久前，愛思唯爾董事長池永碩在北京接受《知識分子》專訪時強調。他指出，從1665年世界第一本學術期刊《哲學匯刊》出版以來，為科研和科學傳播提供服務就是學術出版的價值。“我們支持開放獲取。從本質上講，出版是一種服務業，出版商是服務提供者。只要科研人員需要并認可，無論是訂閱模式還是OA模式，我們都愿意提供服務。提供價值的多少和服務質量的高低，決定了我們能獲得什么樣的收入。”池永碩表示。 學術出版為學術交流提供了什么樣的價值?《學術廚房》網站的創始人、前主編肯特·安德森在2012年創建了一項價值清單，試圖說明除了管理同行評議以及基本的論文副本編輯和格式化工作以外，出版商還增加了其他的價值，比如組織同行評議，管理學術記錄，參與學術爭端仲裁，將文章鏈接到開放和可訪問數據集，以及作為大型企業建立標準管理流程，等等。 “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大的挑戰是，科研發現的速度太快了，如何適應這種速度，并且把已有的科研和其他的發現進行整合，這是我們（出版商）希望幫助科學家應對的問題。” 池永碩說。他指出，學術出版帶來了科學發現和科學交流效率的提高，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投入。比如，每年愛思唯爾都會花大量的資金在技術投入上，幫助提高科學發現的效率。“期刊只是我們給科研人員提供的一個解決方案，我們還聘用大量的數據專家，開發人工智能技術，幫助科學家們解決更大的問題，就是數據方面的問題，使他們盡可能便捷地找到他們想要的數據和信息。” “科研成果的內容本身歸科研人員所有，我們并不擁有。但是當出版商對論文手稿進行編輯加工、同行評議、技術開發以后，需要能夠覆蓋這個過程投入的成本。”池永碩表示，說愛思唯爾的價格高，或者漲價幅度大的，都是不正確的。“通過技術投入和運營效率提升，愛思唯爾篇均訂閱價格在所有的出版商中是最低的，而且也處于價格增長最低的10%行列中。”他同時指出，技術投入給學術出版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讀者獲得了大幅度提升的文章使用效率和實用性。“比如通過ScienceDirect去搜索一篇文章，在2005年前后篇均的超鏈接在20~25個，但是現在篇均的鏈接數量已經能夠達到400條。這種知識服務的范圍和價值，已經遠遠超過閱讀一篇紙質的文獻那么簡單。” 據國際科學、技術和醫學出版者協會（STM）2018報告，自2000年以來，大型出版商在信息和數據分析方面的技術投資總共有35億美元。STM聚集了21個國家或地區的120多個出版商會員，他們的出版量占所有期刊文章、專著、參考書的66%。 正是因為學術出版商幾乎握有最有價值的出版物，雖然他們的付費訂閱不斷被挑戰，與學術界頻生摩擦，但研究人員從未真正走開過。 從2012年開始，學術界發起了一場抵制愛思唯爾的運動。在“知識的代價”網站（http://thecostofknowledge.com/）上，超過1.7萬名研究人員聯署抗議愛思唯爾的商業行為，表示不會向愛思唯爾旗下期刊投稿、不擔任審稿人以及不擔任編輯工作。 這些研究人員反對的理由是，愛思唯爾個別訂閱期刊收取高額費用；愛思唯爾通過對圖書館的捆綁銷售賺取超額利潤；愛思唯爾支持《禁止網絡盜版法案》（SOPA），《保護知識產權法案》（PIPA）和《研究著作法案》（Research Work Act），限制信息的自由交換。 個體的抵制就像是大海上偶爾涌起的浪花。現實是，研究人員的職業生涯無法離開論文，尤其是優質期刊。2016年的一項針對 “知識的代價” 運動的研究發現，四年間，在化學和心理學領域，有38%的署名者出爾反爾，未能履行簽名時許下的諾言。當然抵制并非沒有效果，愛思唯爾也撤銷了對研究著作法案的支持。 規模作戰的集團軍正在趕來主戰場。手握期刊數據庫采購經費的各國資助機構、圖書館機構結成聯盟，這次他們想改換門庭，將大多數學術期刊從訂閱轉換為開放獲取。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做任何事情都有成本。無論是通過訂閱付費還是開放獲取，出版成本由誰來支付是唯一的問題，也是現在存在討論或者爭議的地方。”池永碩稱。他打了比喻，政府投入科研經費，但并沒有支付出版商所做的工作，這就好比政府投資修建了高鐵，需要有人運營鐵路，想要得到服務的乘客需要買票一樣。         全球學術論文爆發式增長，付不起訂閱費的機構卻越來越多。學術出版和學術資源聯盟（SPARC）網站的“ 大額交易取消跟蹤”列表中，有四五十家機構以及他們最近削減訂購的學術資源包，這清晰地顯示了雙方不斷擴大的鴻溝。         大型戰役首先在德國打響。德國 Project DEAL 在今年1月和8月，分別結束了與全球第三和第二大出版商約翰·威立和施普林格·自然歷時3年的拉鋸戰，并有望在今年年底與后者簽訂迄今世界上最大的變革性開放獲取協議，“顯著推動開放獲取運動的全球目標”         但是，Project DEAL 未能與全球最大的出版商愛思唯爾達成協議。雙方的談判始于2015年。期間，近200個DEAL的成員組織的愛思唯爾訂閱失效，同時，已有多位德國科學家辭去愛思唯爾的期刊編委職務。         2018年，另一場艱苦的談判在愛思唯爾和擁有十所分校的美國加州大學之間展開。2019年2月28日，雙方未能達成共識，談判破裂。這次談判失敗的結果是加州大學沒有續簽與愛思唯爾每年近1100萬美元的合同。 加州大學系統的學術產出約占全美的10%。7月，其與愛思唯爾攤牌不再續簽協議成為頭條新聞。不少大學或圖書館機構發表聲明，聲援加州大學的決定。         加州大學校長珍妮特·納波利塔諾表示，她完全支持打破阻礙分享研究的付費墻。在博文《給人民的知識》（Knowledge to the people）中，她寫道：“擴大教育機會并增加公眾對世界的了解是加州大學的宗旨。只有當我們確保大學是信息的渠道而不是其看門人或其同伙時，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她呼吁，全國和世界各地的大學與加利福尼亞大學一道，倡導開放獲取每天在校園和實驗室進行的突破性研究。“現在是時候團結起來，發起新的信息革命，讓公共資助的研究惠及全人類。” “這次與之前的合同談判有所不同，加州大學在與大型學術期刊出版商續簽的合同中都將努力控制快速上升的成本，并且支持開放獲取。” 加州大學加州數字圖書館副執行董事伊維·安德森告訴《知識分子》。他也是加州大學出版商談判工作組的聯合主席。 池永碩在談及愛思唯爾與加州大學的談判時，向《知識分子》披露了雙方的關鍵分歧。加州大學系統目前支付給愛思唯爾期刊訪問的費用是1100萬美元，該費用可以使加州大學35萬名學者訪問愛思唯爾旗下2500多種學術期刊。在此次談判中，加州大學提出了一項新的要求，即所有加州大學學者在愛思唯爾期刊上發表的文章立即以金色OA模式對外開放（所謂金色OA，是指作者付費將論文發表在開放式期刊上，所有論文和數據被期刊接受后，立即對外開放）。根據當前的單篇論文服務費（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簡稱APC）市場價格，愛思唯爾認為加州大學還需要為此再支付1500萬美元，但加州大學系統堅持一共支付1100萬美元。 “盡管我們認識到支付全部的2600萬美元對加州大學系統比較困難，提出了折衷模式，但是加州大學系統仍然說不，這是我們所無法接受的。”池永碩說道。他補充說，加州大學學者訪問愛思唯爾期刊論文的單篇下載成本，大約是平均每人每學期1美元，這個數字在過去8年里下降了20%，而同期愛思唯爾期刊發表的論文增加了65%。 對此價格爭議，加州大學出版商談判工作組的聯合主席杰弗里·麥凱-梅森教授在給《知識分子》的郵件中回應稱，“我們認為，隨著加州大學支付開放出版費的上漲，我們向出版商支付的訂閱費用應該會下降。” 在學術出版的戰場中，一時間還無法分出勝負。今年4月10日，加州大學和劍橋大學出版社達成了一項開放獲取協議。而愛思唯爾也在收獲新的續約合同。它在歐洲已經與挪威、波蘭、匈牙利等多個國家成功續約。愛思唯爾研究解決方案高級副總裁杰瑪·赫什稱，每年愛思唯爾約有2000次續約。但形勢正在起變化，歐盟內部正在凝聚更多共識，要求全面轉向金色開放獲取的態度也更加堅定。         2018年9月4日，在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研究理事會（ERC）的支持下，12個歐洲國家研究資助機構和若干慈善基金會發起 cOAlition S 聯盟，并啟動開放獲取倡議 Plan S（以下簡稱S計劃），要求聯盟成員資助的研究項目的論文從2020年起必須立即全面開放獲取。 2018年10月， S計劃的設計者羅伯特·簡·史密斯前往白宮，尋求美國資助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支持。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明確表示，美國聯邦資助者不會簽署S計劃。在2019年4月30日發表的一個采訪中，新任OSTP主任凱爾文·德羅格邁爾表示，“政府不會做的一件事就是告訴研究人員他們必須在哪里發表論文。這完全取決于正在發表該論文的學者。” 2018年12月4日，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第14屆柏林開放訪問會議上，來自五大洲37個國家的113個研究機構簽署了聲明，宣布支持OA2020 S計劃。已經躍升為論文發表量世界第一的中國，在此次會議上表態支持S計劃。 2019年2月12日，世界第三大論文生產國印度宣布即將加入S計劃。但該計劃最初的發起者之一瑞典央行則在3月6日撤回了對S計劃的支持立場，表示支持爭取更多開放獲取運動，但不能支持S計劃的時間表。根據最新的進展，S計劃將于2021年1月1日生效。 擔心受到沖擊的國際出版機構紛紛反對S計劃。愛思唯爾、施普林格·自然以及《科學》雜志出版方美國科學促進會認為，這種激進的轉換將顛覆既有的學術出版生態，不利于研究者，同時破壞學術自由。 與此同時，也有學者不贊成S計劃。瑞典生物化學家林·卡梅林組織了1000多名學者聯合抵制S計劃。其核心觀點是，這種一刀切的方式，無視學科差異，違背了在美國、德國和瑞典已被廣泛認可的學術自由。對學者出版自由的限制將使歐盟學者難以展開國際合作，尤其是與其他國家學者合寫論文。而且完全轉向金色OA，作者需要支付不菲的論文處理費，尤其是頂級期刊的費用，往往高達數千美元。 在接受《知識分子》訪談時，池永碩表示，“愛思唯爾是認同和支持開放獲取的，從未限制研究人員免費開放自己的論文手稿，同時經過同行評議流程的文章，出版商通常允許經過12個月的解凍期后，也是可以免費獲取的，這也就是‘綠色開放獲取’（以下簡稱為綠色OA）”。他進一步解釋道，“（全面轉向金色OA）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雖然并不是完全正確。德國和加州大學希望立即實現金色OA，而且全世界都應該這么做。但實際情況是迄今并沒有共識，中國和德國的情況就有所不同，即使歐洲內部，也還沒有達成一致，目前S計劃占歐洲總的研究資助經費不到10%。所以愛思唯爾和不同的國家和客戶坐下來談判。” “學術出版模式轉變的目標應該考慮科研界的需求，OA經過20年的發展，85%的開放獲取仍然是綠色OA（編者注，由于統計渠道和標準不同，數字有較大出入）。如何選擇更應該聽取科學家的需求，畢竟科學研究是多樣的，涉及不一樣的科學家群體，最終出版要適應不一樣的學科人群的需求。”池永碩說。 出版商泰勒&弗朗西斯最近向其10萬作者發起問卷調查，10月23日，這份根據收集到的2755名研究人員（科學、技術、醫學領域受訪者占57.1%）的有效反饋最終形成的調查報告顯示，盡管受訪者贊同擴大開放獲取研究的范圍，但他們對于開放獲取的認知程度并不高。僅有5%的人知道S計劃，12%的人知道布達佩斯宣言；最近1年里使用金色OA的人有42%，僅有26%的受訪者使用了綠色OA；只有41%的人同意將其研究開放給有需要的人。除了開放獲取，受訪者認為對職業早期的研究的支持（84%），對低收入國家的支持（79%）和確保研究多樣性（74%）也很重要。 “我們也要小心，避免讓某種意識形態影響我們如何從訂閱模式過渡到作者付費的模式。如果轉型過快，導致某些國家有過多的損失或者有過多的獲益，這都是不平衡的。我們希望是一個漸進的轉型模式。” 池永碩表示，“我個人認為十年以后，學術期刊也未必會變成百分之百開放獲取的。這并不是說我們沒有去努力嘗試，只是每個國家和資助機構支付文章出版費的能力并不相同。還有一個問題也是科學界應該去關注的，就是我們是否已經建立起一個能夠合理運行的開放獲取的基礎設施體系，讓所有的研究機構、期刊、資助機構都能夠順暢地接入和運行。”         “OA期刊出現以前，有人窮得讀不起好文章；OA期刊出現以后，有人窮得發不起文章”。         雖然這是坊間學者調侃的話，但其實所言不虛。2018年，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一名博士生統計了熱門開放獲取期刊的APC詳細數據，從數百美元到5200美元不等，日漸高漲的APC費用，在某種程度上，也讓很多科研人員感到不小的壓力。         經過20年的發展，開放獲取期刊已經有超過13800種，發布了近435萬篇論文。如今經過同行評議的論文大約有28%是開放獲取的，而且數量仍在增加。 據國際出版商聯合組織STM 2018報告的分析顯示，2010年在訂閱期刊上發表一篇文章（包括印刷版和電子版）的平均成本約合4000美元。當然成本問題受多種因素，如拒稿率，編輯服務水平，內容范圍與類型等影響，不同刊物會有較大差異。 相比付費訂閱模式，開放獲取的出版成本一度被認為具有較大優勢，例如，Hindawi 和 PeerJ 等開放獲取出版商聲稱每篇文章的成本低至數百美元。但是嚴格的開放獲取的出版成本一樣也不能少，同行評議的組織管理、論文編輯制作、市場推廣和傳播、技術投入等等，仍然是一筆不菲的費用。 施普林格·自然旗下的OA刊《自然·通訊》向中國作者收取的一篇論文處理費用是5200美元。世界著名的OA出版集團 PLoS，其每篇文章的平均成本從2013年的1088美元，上升至如今的2000美元。而OA界的精品期刊 eLife 在2017年每篇文章處理費2500美元，如今則為2900美元。有業內人士指出，如果 eLife 編輯和同行評議工作不是由科研人員來做，而是由充分競爭的市場中聘用的專業編輯承擔，實際發生的成本會更高。eLife 創辦于2012年，最初完全由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馬克斯·普朗克學會和惠康基金會資助，如今也需要通過作者支付APC來覆蓋整個出版成本。 新的OA出版模式極大地拉低了學術出版的門檻，也為投機者提供了賺錢的機會。OA期刊質量、掠奪性OA期刊、盜版期刊頻頻成為學術界議論的焦點。很多OA期刊主要以收取作者的APC為目的，同行評議形同虛設。2017年，上百篇中國研究人員的論文因同行評議欺詐被大規模撤稿，涉事的掠奪性期刊也因此浮出水面。 根據程維紅、任勝利2016年發表的《世界主要國家SCI論文的OA發表費用調查》統計，中國2015年發表的OA論文數量大幅增加，達到43581篇，首度超過美國（41071篇），位居世界第一。該研究測算，上述OA論文篇均APC為1656美元，中國在2015年度支付的OA發表費用為7217萬美元，約合4.5億人民幣。 該文推測，中國SCI收錄OA論文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與很多OA期刊的質量控制相對更為寬松和中國的研究評價中強調論文發表數量有關。某些OA期刊為盡量多地發表論文以收取更多的APC，學術質量控制甚至流于形式而淪為“掠奪性”期刊。統計顯示，中國作者在聲譽較差、影響力較低的OA期刊所發表的論文數量相對更多。例如，埃及的 Hindawi 出版公司旗下系列期刊稿件錄用率很高，學術質量控制和學術聲譽備受學界質疑，中國作者2015年在 Hindawi 的11種SCI收錄期刊中發表論文10179篇，占這11種期刊發文總量的44%，占當年中國在SCI收錄OA期刊所發表43581篇論文的23%。         目前，全球學術出版體系和學術評價體系互相倚重，科學家在競爭職位、晉升以及爭取資助時，其論文發表的期刊的影響因子往往是重要的參考指標。與此同時，他們沒有時間閱讀所有的文章，期刊的聲譽往往是關注、閱讀等篩選的關鍵標準。抵制高影響力期刊會影響學者自身的利益，這可能是開放獲取面臨的最大障礙。 魚龍混雜的OA期刊論文的質量、高企的APC價格，已經影響到科學家投稿的積極性，同時S計劃與頂級期刊的沖突，也引發部分學者對于科學評估以及科學的職業生涯的擔憂。“如果我們不能再在《自然》或《科學》雜志上發表文章，那將完全改變我們的評價方式。” 一位歐洲青年科學家在柏林開放科學會議期間接受《自然新聞》采訪時表示。 OA模式切換面臨的一系列挑戰如今成為國際出版機構聚訟的焦點。大型出版商對于OA的長期可持續性以及APC一類的商業模式抱有懷疑。而對小型大學出版社和社會出版商而言，轉換為OA刊將需要額外的營銷資源或行政資源投入以更改系統、提高其影響因子，如果投入有限往往需要借助較大的發行合作伙伴來解決問題，但也因此會失去獨立性。而對于無法立即獲得科研資助的研究人員來說，可能面臨無力支付APC費用的窘境。一些南方國家如南非明確拒絕，認為APC“絕對不是南非作者要走的路”。 出版商希望未來的收入是可持續、可以預測的，他們更傾向于與圖書館機構或資助機構達成大筆交易，而不是打理成千上萬的作者的APC小額付款。為此， S計劃的資助方和支持方一直在探索變革性的過渡模型，以協調利益相關方，加快從付費壁壘轉移到OA模式。今年9月，受惠康基金會等機構委托，第三方咨詢機構Information Power發布報告稱，APC不是唯一的方法，出版商可以選擇27種潛在的OA發布新業務模型以完成過渡，但其中基于APC的模型僅有3種。一個顯然的問題是，即將在2021年落地的S 計劃迫切需要取得真正的進展，APC模型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少？         一個合理的追問是，如果中國所有的論文立即轉換為金色OA出版，中國作者將支付的APC費用為多少？中國科研機構支付的訂閱費用是否能夠基本覆蓋轉換為金色OA的APC費用？         “OA并非只是一種學術開放，它早已成為一種商業模式。而商業模式就必須算投入產出。”一位中國科技期刊的編輯向《知識分子》表示，當前訂閱模式在商業上的本質沖突在于：出版商驅使的高水平期刊發文總量的高增長率與圖書館采購經費低增長率之間的矛盾。出版商往往以單篇文獻采購成本的降低作為談判策略，由于文獻總量在不斷增加，總采購成本持續高速增長。對于圖書館來說，他們是難以接受所謂的單篇文獻采購成本降低的說法。在訂閱和OA模式沖突中，除了純訂閱和純OA期刊沖在最前面外，出版商所屬的混合OA模式期刊是高增長率訂閱模式難以為繼的關鍵。隨著傳統的高水平訂閱期刊逐步增加部分論文OA模式的選項，采取混合OA模式，為高水平OA論文提供了與主流學術共同體保持親密聯系的渠道（投稿、約稿、審稿、點評等環節）。因此，如果說高水平作者只有等純OA期刊數量增長到一定程度才敢與訂閱期刊決裂，那么混合OA模式的增加大大加速了決裂的進程。 該編輯分析道，當前國際出版商對待OA的策略是加快創辦高水平OA期刊，收購中高水平的OA期刊，同時加快發展混合OA期刊，以留住高水平論文作者。無論是訂閱模式還是OA模式，高水平作者是平臺競爭的核心。長遠看，一旦出版商的OA論文的APC收入與訂閱收入持平，圖書館將重新陷入無議價能力的境地，因為出版商的OA模式和訂閱模式極有可能啟動新的高速漲價模式。 “開放獲取在道義上非常好，但在法理上也有不公平的地方。” 一位對學術出版頗有研究的中國科技界資深人士向《知識分子》表示，研究人員既承擔研究的勞務與費用，又承擔出版的所有費用，只有一個新知識的冠名權，實際分享給所有人，版權歸出版社。另外，如果沒有科研經費，研究人員發表一篇文章需要自己出兩三千美元，肯定也是不能承受的。         2018年12月，在第14屆柏林開放獲取會議上，中國國家科學圖書館（NSL），國家科學技術圖書館（NSTL）和主要研究資助者中國自然科學基金委（NSFC）均表示支持計劃S的努力—— “在發表后盡快將研究論文從公共資助的項目轉變為立即開放獲取，我們支持實現這一目標的廣泛靈活和包容性措施”。《自然新聞》迅即報道了中國代表的立場，但同時指出，尚不清楚中國是否會采納S計劃的全部政策。 國際出版商對中國的表態感到吃驚。會議第二天，施普林格·自然基金會首席執行官丹尼爾·羅珀斯說：“這是我從中國那里收到的第一個明確信號。” “我們的印象是，開放獲取在中國并沒有像在歐美那樣緊迫。如果確實如此，我們很樂意參與。” “中國當前支付的訂閱費只有發達國家所支付的很小一部分——愛思唯爾根據不同國家的支付能力進行調整——在長達30年的協議里，我們逐漸增加中國支付訂閱期刊的價格”，池永碩對此評論道，“可以預見，未來中國發表科研論文數量會越來越多，將很快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質量也會越來越好，它們更多會發表在高質量的期刊上（一般來說期刊質量越高，APC費用越高），兩項合計，中國必將支付更多的費用。那么問題來了：中國是否愿意為此支付更多的費用，這還是一個未知數。”         “國家層面尚未形成統一的開放獲取戰略，目前還在深入研究中”，前述科技界資深人士告訴《知識分子》，中國的訂閱費到2035年將會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而當前的訂閱費加上部分開放獲取支付的費用，大約占世界整個學術出版市場的6%~7%。中國的學術產出已經占世界論文發表量的20%，如果粗暴地按照金色開放獲取立即轉換，APC價格和發達國家都一樣的話，那中國將付出三倍于現在訂閱費用的錢。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聯名抵制S計劃的學者林·卡梅林曾指出，除非中國和美國以實際行動響應，歐盟無力單獨改變國際學術出版體系。 S計劃能否打破出版商主導的體系，解決學術出版的結構性問題仍未可知。一方面國際學術出版商依然牢牢掌握大多數最優質的科研論文，同時也是開放獲取的重要參與者，另一方面，開放獲取期刊如何建立透明和可持續的文章處理機制和合理的價格體系，創新同行評議模式，以及建立新的學術評價體系，也是關鍵所在。 “事實上，作為世界科研論文數一數二的大國，中國已擁有了影響國際學術出版發展走向的地位與實力。中國科研機構和決策者需要做的，是深刻理解全球學術出版的利益博弈和未來數字學術的發展趨勢，并積極參與到這場轉型變革中，共同建立一套更合理、高效和健康的學術出版體系。”澳大利亞南昆士蘭大學數字未來研究所研究員任翔長期追蹤國際開放獲取運動，他在一篇文章中建議道，中國對策需結合國情，有針對性地解決自身學術科研體系的問題，例如，科研評價對國際出版商和高影響因子期刊的過分依賴，以及國內出版機構在國際學術話語權方面的缺失。全球開放獲取變革為中國提供了解決這些問題的良機。